台湾如何培养发行高端人才
时间:2014-07-31来源: 作者: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中国新闻出版报 作者:章红雨
在全球出版业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出版业的人才培养正在成为行业的紧迫需求。如何培养出既懂专业、懂经营又会管理的人才？日前，《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专访了“台湾出版业人才培育计划”主持人、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学系副教授李易谕。
设立“出版业高阶经营管理”硕士学分班，发展并累积出版业个案，举办出版论坛与实务研习营，出版业创业家、高阶主管和专家学者专题演讲，企业参访安排，岛外研习计划。
培育计划 为开创出版业蓝海
《中国新闻出版报》：出版业的人才培养是大家都在关注的问题。如何培养出为行业所需的高素质人才是个技术问题。请您介绍一下台湾地区“出版业人才培育计划”。
李易谕：台湾“出版业人才培育计划”的确立，目的是提升出版业的附加价值，开创出出版业的蓝海。
目前，台湾出版业在出版社林立和新书发行量可观的情况下，已成为竞争非常激烈的产业之一。出版业正因人口结构、消费和阅读行为改变、因特网和数字科技发展、竞争激烈等大环境因素影响，市场规模持续萎缩。因此，台湾业者必须在国际化、定位和目标市场取舍、降低出版量与印量以提升实销率、降低退书率、减少逆物流、强化供应链上下游整合、掌握需求与缩短图书出版前置时间、通路经营、减少图书库存和企业e化等议题，做出适当之决策以提升经营绩效。
鉴于此，台湾有关部门特拨出一笔经费建立“出版业人才培育计划”，培养出版业经营管理人才。台湾政治大学从2003年起，每年以硕士学分班形式，以增加创新价值、冀望创造产政学界三赢境界之规划理念，参与实现“出版业人才培育计划”，颇获好评，因此有机会持续参与并接受该委托计划。
《中国新闻出版报》：作为“计划”的主持人，您认为“出版业人才培育计划”应该从哪几个方面进行更为有效？
李易谕：我们主要分六个方面。一是设立“出版业高阶经营管理”硕士学分班。课程内容涵盖策略分析、企业营运、营销、财务等核心管理功能和企业问题分析与对策等。希望达成以下三个目标：提升学员的经验与学理知识整合能力，培养出版业经营管理人才；提供知识分享平台，促进学员与学术界、出版业实务或专业人士交流；提升出版业之竞争力与获利能力。二是发展并累积出版业个案。透过出版业高阶主管经验分享，以学理基础探讨和整理个案，强化策略思维和问题分析与解决能力，个案成果供出版业参考。三是举办出版论坛与实务研习营。于执行年度当中，择期就当代议题邀请产学界专家讨论，开放给出版业者分享，未来亦不排除规划出版实务研习营。四是专题演讲列车。规划一系列出版业创业家、高阶主管和专家学者的经验与知识飨宴。五是企业参访安排，常态性于年度计划中，进行同业和异业标杆学习之旅。六是岛外研习计划。出版业者不能忽视全球性之中文热与蓬勃发展之华文市场，必须掌握国际化与华文市场机会之洪流。2008年1月7日至11日，政治大学所执行的“出版业人才培育计划”跨出了交流的第一步，参观访问了大陆的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硏究所、新华物流中心和中国科学出版研究所并安排交流座谈。
两个礼拜和学生碰一次面，花一个晚上的时间，与学生交流。我会指导学生解决企业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学生也会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大家互相交流，共同成长。
亦师亦友沟通弥补双方不足
《中国新闻出版报》：您的学生大多是各行业公司的经理人，他们读EMBA，除了需要从学校获得一些理论知识外，更多的是想从老师那里获得一些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而学校的老师，给人的感觉通常是理论知识多，社会实践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您怎么才能满足您学生的需求呢？
李易谕：这正是台湾政大的强项。在政大教书，受到最大的挑战是，怎么和社会上这些位阶较高的人包括许多老板沟通？这种沟通，如果不顺，有的老师就会被换下来，学生说这个老师没有本事。我哪，还可以，指导的学生还是比较多的，有时候爆满。
《中国新闻出版报》：您认为您的吸引力是在什么地方呢？
李易谕：在学校里，我只叫学生名字，不叫姓。这样会和学生容易亲近。踏出校门之后，我和学生是朋友，年纪比我大的，我会称为兄。这样的亦师亦友关系，我认为是大家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在共同学习成长。事情没有不能处理的，就看你怎么去面对。台湾有不少企业，是90年代发展起来的，我认为那是发的机会财，不是它的主人怎么有本事。随着全球的变迁，台湾从过去世界工厂的角色逐步退出。如此情形下，台湾的企业就需要调整。不是没有机会，而是看你怎么调整。我的课是赚钱学，是帮助这些人赚钱的。是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
《中国新闻出版报》：帮别人赚钱，可不是好做的，您实现这个目标了吗？
李易谕：结果还可以。我觉得解决问题，首先要看我们的人生态度是什么？我父母从小就教育我，对待事物要从感恩的角度出发。我帮企业做顾问咨询，首先得放下教授的身份，不能高高在上。我认为，任何地方都有需要学习的地方，都有成长的机会，包括我们去北大看到的东西。因为读的东西多，我很快就会整合起来为我所用。通常情况下，我会两个礼拜和学生碰一次面，花一个晚上的时间，与学生交流。我会指导学生解决企业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学生也会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大家互相交流，共同成长。实际上，很多老师不是这样做，与学生交流少，对于企业的咨询，很难诊断。
出版业目前看来，整合度不够，问题在于双方都在考虑能否双赢。我建议，出版企业，在渠道上，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就挂到专业物流去，做得好的地方可自己继续做。发行企业以自己的优势多吸收出版企业参与进来。
感性经验限制管理者思路
《中国新闻出版报》：您的学生当中，出版业的管理者多吗？
李易谕：出版界的人还是很多的。有联经的、农学的、元神的等等。
《中国新闻出版报》：他们给您都提了些什么问题呢？
李易谕：他们关注的是台湾出版企业的供应链问题。具体来讲，就是怎么好好地整合。大家都想从出版业的角度做点事情。台湾的出版业中大的企业，如远流、城邦都希望力求完美。出版界有很多文学院毕业的人，是文化人聚集的地方。他们比较感性，多看经验，往往画地自限，认为自己做这一行很久了。你去提个问题，他们会认为不可能。但是企业经营，包括刚才提到的，上世纪90年代，台湾企业有很多机会。现在则不同了，大环境变了，有些机会他们未必认识到。学生们读EMBA，最大的愿望是，尝试从课上学点东西，回去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拿学位对他们来说，是次要的，又不能帮他们加薪。
《中国新闻出版报》：既然大家都认为出版业整合必要，为什么还那么难呢？
李易谕：我的学生中，有很先进的高科技行业，也有很传统的行业。出版业就属于后者。整个台湾出版业环境不景气，造成大家都没有钱可赚。但是与其他产业相比还好。比如说电脑业，比出版业还差，但是他们都会活过来，为什么呢？就是整合。出版业目前看来，整合度不够，问题在于双方都在考虑能否双赢。出版企业和发行企业整合，出版业首先要考虑的是，是否对自己的企业发展有利，对企业员工是否有好的安排。当然，有的出版企业有自己的渠道，但是和专业的物流相比，优势不明显。用人成本不低，但是效率并不比专业物流高。这样下去的话，出版企业的获利就被压缩了。所以我建议，出版企业，在渠道上，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就挂到专业物流去，做得好的地方可以自己继续做。发行企业以自己的优势多吸收出版企业参与进来，客户多了，就会出现双赢。整合的目的是带来更大的利益。
大家都在做大市场，小市场却不想做。事实上，特色的东西，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解决退书问题，必须是出版计划要有长期规划，出版计划要与渠道的需求结合。
跟风缘于策略思维纵深不够
《中国新闻出版报》：通过和出版业学生的交流，作为研究者，您认为出版业目前存在哪些问题呢？
李易谕：出版业的现状是，有太多的跟风出版。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是策略思维的纵深不够。都是浅层的，机会主义的。市场是需要消费者认同的。你出版的书，是不是自己的专长，开发出的图书能否适合读者需求，都需要考虑。把小众市场切割出来，就是策略。刚才讲到，出版业文化人多，经验重于逻辑，重于理性思考。但是经济在发展，需求在增加，人口出生率在降低，阅读需求在改变，消费行为在改变，这种大变革下，出版业却故步自封，一直在加码。这也是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和台湾出版业者分享的问题。大家都在做大市场，小市场却不想做。事实上，特色的东西，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出版业应该转向小众市场。而不是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跟风问题，虽然可解决燃眉之急，但对整个出版业的帮助不大。
《中国新闻出版报》：解决跟风问题，您认为该用切割小众市场的办法，那么其他的症结，比如说退货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李易谕：出版业的另一症结是退书率。书店要100本书，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市场。但是能否卖掉，不产生退货，需要琢磨。图书是先期投入，进入市场前，出版社已经预付了版税，之后编辑版式，台湾的想法是委托外面的人做美编，这也要付钱。最后是印刷付费，也就是说，书还在烹饪阶段，就已在不断地付钱。先期这么多的成本投入，如果不做周密计划就很可怕了。台湾还是通路为王，超商、门市、便利店都有图书销售。如果物流费用很高，便利店又要上架费，书店的一些营销活动还要付费，书没有卖掉退回来，应付的已付，应收的还没有收回来。最终造成“以书养书”现象。长久下去，财务就会出问题。因此解决退书问题，必须是出版计划要有长期规划，出版计划要与渠道的需求结合。
《中国新闻出版报》：退回的书，怎么才能有二次销售的机会呢？
李易谕：一般来看，当初做配送规划的时候，不是很理想，可再次做二次配送计划。比如说这个门市，当初希望能卖10本，就配送10本。现在只卖5本，有5本退回来。回来之后，就需要再做二次销售的配送计划。如果不想做二次计划，就得预测准确。出版企业有不少门市，就像亲兄弟，需要互通有无。这里需要8本只配送5本，那里需要5本，却配送8本，这时候及时沟通调拨，大家就能互赢。技术方面，应该不出不容易卖的书、不出不是专长的书、不出没有特色的书。
特色的整合信息可使上下游都感兴趣，但对信息来者不拒却存在风险。我主张，开始的时候，信息可以不收费，但是最终要走向收费的。
信息透明促出版业发展
《中国新闻出版报》：我注意到，您的受访中，一直在谈到两个词，一个是前面提到的“整合”，另一个就是“信息”。这是否意味着您一直在向您的学生灌输这种理念？
李易谕：是的。台湾出版业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大佬多数不愿意参与小老弟的计划。实际上，为了双赢，双方可用股份制。参股是一种，互相持股，彼此成长，是另一种。
在与出版业的学生交流中，我感到出版业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信息透明度不高。第二个是物流低效。出版业规模很小，竞争不过别人。第三是资金流。据统计，台湾出版社近70%资本额在500万新台币以下。
图书是先期投入，出版社哪有余力对抗未来市场风险，很多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书到了下游，钱又不能回收，这种资金结构是有风险的。在顺境，是好的，可以透资。在逆境，则加速灭亡，所以台湾出版社倒闭的很多。很多出版社，没有特色，没有好的书系，一旦碰到风吹草动，甚至一个“凌域事件”都能被扫倒。所以信息流、物流、资金流都很重要。后面两个是被信息流带动的。
信息的采集分析涉及有没有和科技碰撞，如果有专业调查公司还好，可是台湾出版业规模太小没有专业的调查公司。外面的调查公司，不见得有实力调查出版业，制定人才培育计划的一个想法是，出版业自己能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新闻出版报》：什么样的信息能保证上下游都感兴趣？
李易谕：我认为是特色。为什么？因为诸多信息表明，只要有特色就有市场机会。我的学生中，有的只做理财书，而且还是只做证券方面的书。别人没有做彩色，他就做彩色。还尝试做成影音版、互动版。为什么卖得好？理财是大家共同的兴趣，大家都希望赚钱。
还有元神出版社、城邦集团，他们都在品种上做减量，在特色上做加法，但是操作起来要有选择。比如我在外面有个编辑计划，我有两个同事，就把这个编辑计划交给他们，可是一旦外面还有个不错的案子，就没有余力来做了。对信息来者不拒，是有风险的，因此必须有选择。
此外，整合的信息还必须有说服力，让出版社赚钱。这样信息就一定要经过消化，经过开采。比如王府井门市这里卖了几本书，西单门市那里卖了几本书。信息不是这么简单，你要抓出些东西来，根据目标读者群来分类，与出版计划互动。台湾这方面，是靠系统自动形成。如果信息能给出版带来正面的效应，印数更准，销率高，退货少，不怕出版社不买你的账。
《中国新闻出版报》：对于下游提供的信息，出版业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不该收费，另一种是认为该收费。您怎么看？
李易谕：台湾的图书通路不是很畅的。我认为诚品的信息收费是合理的，因为其提供的是及时信息。金石堂的收费是不合理的，因为卖得多，报得少。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是这样嫌疑还是存在的。今天在清华大学参观，他们的信息现在还不收费。我认为，信息是最宝贵的。因为它反映了市场的变化。体现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在哪里买的，买了多少，为什么买这本书等等，是有一串故事存在的，谁能把故事说出来，谁就是赢家。长远来看，我主张，开始的时候，信息可以不收费，但是最终要走向收费的。
在全球出版业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出版业的人才培养正在成为行业的紧迫需求。如何培养出既懂专业、懂经营又会管理的人才？日前，《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专访了“台湾出版业人才培育计划”主持人、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学系副教授李易谕。
设立“出版业高阶经营管理”硕士学分班，发展并累积出版业个案，举办出版论坛与实务研习营，出版业创业家、高阶主管和专家学者专题演讲，企业参访安排，岛外研习计划。
培育计划 为开创出版业蓝海
《中国新闻出版报》：出版业的人才培养是大家都在关注的问题。如何培养出为行业所需的高素质人才是个技术问题。请您介绍一下台湾地区“出版业人才培育计划”。
李易谕：台湾“出版业人才培育计划”的确立，目的是提升出版业的附加价值，开创出出版业的蓝海。
目前，台湾出版业在出版社林立和新书发行量可观的情况下，已成为竞争非常激烈的产业之一。出版业正因人口结构、消费和阅读行为改变、因特网和数字科技发展、竞争激烈等大环境因素影响，市场规模持续萎缩。因此，台湾业者必须在国际化、定位和目标市场取舍、降低出版量与印量以提升实销率、降低退书率、减少逆物流、强化供应链上下游整合、掌握需求与缩短图书出版前置时间、通路经营、减少图书库存和企业e化等议题，做出适当之决策以提升经营绩效。
鉴于此，台湾有关部门特拨出一笔经费建立“出版业人才培育计划”，培养出版业经营管理人才。台湾政治大学从2003年起，每年以硕士学分班形式，以增加创新价值、冀望创造产政学界三赢境界之规划理念，参与实现“出版业人才培育计划”，颇获好评，因此有机会持续参与并接受该委托计划。
《中国新闻出版报》：作为“计划”的主持人，您认为“出版业人才培育计划”应该从哪几个方面进行更为有效？
李易谕：我们主要分六个方面。一是设立“出版业高阶经营管理”硕士学分班。课程内容涵盖策略分析、企业营运、营销、财务等核心管理功能和企业问题分析与对策等。希望达成以下三个目标：提升学员的经验与学理知识整合能力，培养出版业经营管理人才；提供知识分享平台，促进学员与学术界、出版业实务或专业人士交流；提升出版业之竞争力与获利能力。二是发展并累积出版业个案。透过出版业高阶主管经验分享，以学理基础探讨和整理个案，强化策略思维和问题分析与解决能力，个案成果供出版业参考。三是举办出版论坛与实务研习营。于执行年度当中，择期就当代议题邀请产学界专家讨论，开放给出版业者分享，未来亦不排除规划出版实务研习营。四是专题演讲列车。规划一系列出版业创业家、高阶主管和专家学者的经验与知识飨宴。五是企业参访安排，常态性于年度计划中，进行同业和异业标杆学习之旅。六是岛外研习计划。出版业者不能忽视全球性之中文热与蓬勃发展之华文市场，必须掌握国际化与华文市场机会之洪流。2008年1月7日至11日，政治大学所执行的“出版业人才培育计划”跨出了交流的第一步，参观访问了大陆的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硏究所、新华物流中心和中国科学出版研究所并安排交流座谈。
两个礼拜和学生碰一次面，花一个晚上的时间，与学生交流。我会指导学生解决企业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学生也会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大家互相交流，共同成长。
亦师亦友沟通弥补双方不足
《中国新闻出版报》：您的学生大多是各行业公司的经理人，他们读EMBA，除了需要从学校获得一些理论知识外，更多的是想从老师那里获得一些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而学校的老师，给人的感觉通常是理论知识多，社会实践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您怎么才能满足您学生的需求呢？
李易谕：这正是台湾政大的强项。在政大教书，受到最大的挑战是，怎么和社会上这些位阶较高的人包括许多老板沟通？这种沟通，如果不顺，有的老师就会被换下来，学生说这个老师没有本事。我哪，还可以，指导的学生还是比较多的，有时候爆满。
《中国新闻出版报》：您认为您的吸引力是在什么地方呢？
李易谕：在学校里，我只叫学生名字，不叫姓。这样会和学生容易亲近。踏出校门之后，我和学生是朋友，年纪比我大的，我会称为兄。这样的亦师亦友关系，我认为是大家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在共同学习成长。事情没有不能处理的，就看你怎么去面对。台湾有不少企业，是90年代发展起来的，我认为那是发的机会财，不是它的主人怎么有本事。随着全球的变迁，台湾从过去世界工厂的角色逐步退出。如此情形下，台湾的企业就需要调整。不是没有机会，而是看你怎么调整。我的课是赚钱学，是帮助这些人赚钱的。是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
《中国新闻出版报》：帮别人赚钱，可不是好做的，您实现这个目标了吗？
李易谕：结果还可以。我觉得解决问题，首先要看我们的人生态度是什么？我父母从小就教育我，对待事物要从感恩的角度出发。我帮企业做顾问咨询，首先得放下教授的身份，不能高高在上。我认为，任何地方都有需要学习的地方，都有成长的机会，包括我们去北大看到的东西。因为读的东西多，我很快就会整合起来为我所用。通常情况下，我会两个礼拜和学生碰一次面，花一个晚上的时间，与学生交流。我会指导学生解决企业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学生也会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大家互相交流，共同成长。实际上，很多老师不是这样做，与学生交流少，对于企业的咨询，很难诊断。
出版业目前看来，整合度不够，问题在于双方都在考虑能否双赢。我建议，出版企业，在渠道上，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就挂到专业物流去，做得好的地方可自己继续做。发行企业以自己的优势多吸收出版企业参与进来。
感性经验限制管理者思路
《中国新闻出版报》：您的学生当中，出版业的管理者多吗？
李易谕：出版界的人还是很多的。有联经的、农学的、元神的等等。
《中国新闻出版报》：他们给您都提了些什么问题呢？
李易谕：他们关注的是台湾出版企业的供应链问题。具体来讲，就是怎么好好地整合。大家都想从出版业的角度做点事情。台湾的出版业中大的企业，如远流、城邦都希望力求完美。出版界有很多文学院毕业的人，是文化人聚集的地方。他们比较感性，多看经验，往往画地自限，认为自己做这一行很久了。你去提个问题，他们会认为不可能。但是企业经营，包括刚才提到的，上世纪90年代，台湾企业有很多机会。现在则不同了，大环境变了，有些机会他们未必认识到。学生们读EMBA，最大的愿望是，尝试从课上学点东西，回去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拿学位对他们来说，是次要的，又不能帮他们加薪。
《中国新闻出版报》：既然大家都认为出版业整合必要，为什么还那么难呢？
李易谕：我的学生中，有很先进的高科技行业，也有很传统的行业。出版业就属于后者。整个台湾出版业环境不景气，造成大家都没有钱可赚。但是与其他产业相比还好。比如说电脑业，比出版业还差，但是他们都会活过来，为什么呢？就是整合。出版业目前看来，整合度不够，问题在于双方都在考虑能否双赢。出版企业和发行企业整合，出版业首先要考虑的是，是否对自己的企业发展有利，对企业员工是否有好的安排。当然，有的出版企业有自己的渠道，但是和专业的物流相比，优势不明显。用人成本不低，但是效率并不比专业物流高。这样下去的话，出版企业的获利就被压缩了。所以我建议，出版企业，在渠道上，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就挂到专业物流去，做得好的地方可以自己继续做。发行企业以自己的优势多吸收出版企业参与进来，客户多了，就会出现双赢。整合的目的是带来更大的利益。
大家都在做大市场，小市场却不想做。事实上，特色的东西，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解决退书问题，必须是出版计划要有长期规划，出版计划要与渠道的需求结合。
跟风缘于策略思维纵深不够
《中国新闻出版报》：通过和出版业学生的交流，作为研究者，您认为出版业目前存在哪些问题呢？
李易谕：出版业的现状是，有太多的跟风出版。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是策略思维的纵深不够。都是浅层的，机会主义的。市场是需要消费者认同的。你出版的书，是不是自己的专长，开发出的图书能否适合读者需求，都需要考虑。把小众市场切割出来，就是策略。刚才讲到，出版业文化人多，经验重于逻辑，重于理性思考。但是经济在发展，需求在增加，人口出生率在降低，阅读需求在改变，消费行为在改变，这种大变革下，出版业却故步自封，一直在加码。这也是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和台湾出版业者分享的问题。大家都在做大市场，小市场却不想做。事实上，特色的东西，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出版业应该转向小众市场。而不是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跟风问题，虽然可解决燃眉之急，但对整个出版业的帮助不大。
《中国新闻出版报》：解决跟风问题，您认为该用切割小众市场的办法，那么其他的症结，比如说退货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李易谕：出版业的另一症结是退书率。书店要100本书，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市场。但是能否卖掉，不产生退货，需要琢磨。图书是先期投入，进入市场前，出版社已经预付了版税，之后编辑版式，台湾的想法是委托外面的人做美编，这也要付钱。最后是印刷付费，也就是说，书还在烹饪阶段，就已在不断地付钱。先期这么多的成本投入，如果不做周密计划就很可怕了。台湾还是通路为王，超商、门市、便利店都有图书销售。如果物流费用很高，便利店又要上架费，书店的一些营销活动还要付费，书没有卖掉退回来，应付的已付，应收的还没有收回来。最终造成“以书养书”现象。长久下去，财务就会出问题。因此解决退书问题，必须是出版计划要有长期规划，出版计划要与渠道的需求结合。
《中国新闻出版报》：退回的书，怎么才能有二次销售的机会呢？
李易谕：一般来看，当初做配送规划的时候，不是很理想，可再次做二次配送计划。比如说这个门市，当初希望能卖10本，就配送10本。现在只卖5本，有5本退回来。回来之后，就需要再做二次销售的配送计划。如果不想做二次计划，就得预测准确。出版企业有不少门市，就像亲兄弟，需要互通有无。这里需要8本只配送5本，那里需要5本，却配送8本，这时候及时沟通调拨，大家就能互赢。技术方面，应该不出不容易卖的书、不出不是专长的书、不出没有特色的书。
特色的整合信息可使上下游都感兴趣，但对信息来者不拒却存在风险。我主张，开始的时候，信息可以不收费，但是最终要走向收费的。
信息透明促出版业发展
《中国新闻出版报》：我注意到，您的受访中，一直在谈到两个词，一个是前面提到的“整合”，另一个就是“信息”。这是否意味着您一直在向您的学生灌输这种理念？
李易谕：是的。台湾出版业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大佬多数不愿意参与小老弟的计划。实际上，为了双赢，双方可用股份制。参股是一种，互相持股，彼此成长，是另一种。
在与出版业的学生交流中，我感到出版业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信息透明度不高。第二个是物流低效。出版业规模很小，竞争不过别人。第三是资金流。据统计，台湾出版社近70%资本额在500万新台币以下。
图书是先期投入，出版社哪有余力对抗未来市场风险，很多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书到了下游，钱又不能回收，这种资金结构是有风险的。在顺境，是好的，可以透资。在逆境，则加速灭亡，所以台湾出版社倒闭的很多。很多出版社，没有特色，没有好的书系，一旦碰到风吹草动，甚至一个“凌域事件”都能被扫倒。所以信息流、物流、资金流都很重要。后面两个是被信息流带动的。
信息的采集分析涉及有没有和科技碰撞，如果有专业调查公司还好，可是台湾出版业规模太小没有专业的调查公司。外面的调查公司，不见得有实力调查出版业，制定人才培育计划的一个想法是，出版业自己能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新闻出版报》：什么样的信息能保证上下游都感兴趣？
李易谕：我认为是特色。为什么？因为诸多信息表明，只要有特色就有市场机会。我的学生中，有的只做理财书，而且还是只做证券方面的书。别人没有做彩色，他就做彩色。还尝试做成影音版、互动版。为什么卖得好？理财是大家共同的兴趣，大家都希望赚钱。
还有元神出版社、城邦集团，他们都在品种上做减量，在特色上做加法，但是操作起来要有选择。比如我在外面有个编辑计划，我有两个同事，就把这个编辑计划交给他们，可是一旦外面还有个不错的案子，就没有余力来做了。对信息来者不拒，是有风险的，因此必须有选择。
此外，整合的信息还必须有说服力，让出版社赚钱。这样信息就一定要经过消化，经过开采。比如王府井门市这里卖了几本书，西单门市那里卖了几本书。信息不是这么简单，你要抓出些东西来，根据目标读者群来分类，与出版计划互动。台湾这方面，是靠系统自动形成。如果信息能给出版带来正面的效应，印数更准，销率高，退货少，不怕出版社不买你的账。
《中国新闻出版报》：对于下游提供的信息，出版业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不该收费，另一种是认为该收费。您怎么看？
李易谕：台湾的图书通路不是很畅的。我认为诚品的信息收费是合理的，因为其提供的是及时信息。金石堂的收费是不合理的，因为卖得多，报得少。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是这样嫌疑还是存在的。今天在清华大学参观，他们的信息现在还不收费。我认为，信息是最宝贵的。因为它反映了市场的变化。体现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在哪里买的，买了多少，为什么买这本书等等，是有一串故事存在的，谁能把故事说出来，谁就是赢家。长远来看，我主张，开始的时候，信息可以不收费，但是最终要走向收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