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丘路径：山东食品出口突围调查
摘自《中国经营报》
编者按：
一省食品出口占全国三分之一强，山东食品出口形势显然已成全国食品出口的晴雨表。年初山东食品出口大幅下滑，从而导致了一场席卷全省的拯救运动，而拯救模板则来自于省内的一座小城市——安丘。安丘模式会成为中国食品出口的救命稻草吗？该省出口形势的回暖或许是一个肯定的答案。
7月，青岛港码头人声鼎沸，装满了蔬菜、水果和肉类的恒温集装箱被一个个送到了万吨级货轮上。
这些新鲜食品来自青岛市以西约120公里的安丘市。三天后，它们将到达与山东省隔海相望的日本和韩国，放上当地超市、卖场和菜市的货架。
“在经历‘毒大米’、‘毒饺子’等风波后，山东的蔬菜等食品出口已经下降了30%左右。”在青岛港一位从事食品出口生意的企业负责人说。
在危机之后，作为中国最大的食品出口大户的山东省有些坐不住了，如何突出重围是当下一个对于山东政府和企业至关重要的话题，在历经一年实验后，山东省开始在全省37个地级市、县区推行“安丘模式”，对食品出口进行区域化管理。
一棵葱的留洋历程
7月14日中午，安丘市，53岁农民王卫军站在一片绿油油的大葱种植基地上。他细心检查每片叶子，查看虫害，不时用手插入土壤中测试湿度。
“今年收入至少能增加七八千块钱。”记者面前的王卫军一脸笑意，从15岁开始种田的他绝对是个老把式，“我从地上抓上一把土，用鼻子闻闻就能知道它最适合种什么。”王卫军说。
然而从去年开始，这个老把式被迫放弃了种田的“老方法”，那时候，安丘开始推行食品安全出口区域化管理，王卫军无法理解这个新鲜名词的含义，但是他发现自己的生活开始改变了：每块地种植什么他需要听从政府和企业的安排；每次购买农药都要去政府经营的正规药店，而且要经过详细的备案；每块地使用农药的品种、剂量和使用时间都需要得到政府主管单位的批准。
“以前我用的是一些药性大的农药，一两天虫子就死光了，而如今使用的生物农药杀光虫子需要一个多星期。”王卫军向记者介绍。他不知道就是那些剧毒高残留的农药屡次让中国食品在国际市场上蒙羞，但他知道这些措施实施后他的蔬菜再也没有被退回过。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模式下采取的保护价收购政策，使得王卫军的大葱有时比市场价格高出一倍以上，此时，他所种植的大葱市场价是1角5分，而企业对他的收购价是2角5分，仅这项就能让他每年增加几千元的收入。
“现在每天在菜地里作业，都被人看得一清二楚。”王卫军向记者指了指旁边电线杆上一个黑色的摄像头，在摄像头下面是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用黑色的字体清晰地写着此基地编号为SC02034，面积有1200亩，隶属于万友蔬菜公司。
王卫军种植的大葱是一年五季，每次收割之前，总会有一群白衣白帽的技术人员从地里采走大批样品送到所属的企业进行药物残留检测，在通过检测之后才被允许收割，在过去这是让他难以想象的。“以前根本没有这些检测，一年下来偶尔几次做做样子，现在动真格的了。”
在检测合格之后，这些大葱被允许收割，由一辆辆货车运入公司的仓库，工人们开始陆续进行加工，他们把葱洗干净，统一切割成50厘米到70厘米的长度，三棵或者两棵一捆，而有的大葱被切成细段和黄瓜一起腌制成酱菜。在所有大葱被包装进纸箱之前，工人们又将众多的样品采取送到安丘市质检局测试农药残留，在合格后才被允许装箱，而在这些车间内依然有一个黑色的摄像头在注视着一切。
在装箱完毕，这些大葱被装上卡车，开始运输到青岛港，整体装入集装箱然后被装进万吨级别轮船，三日后送到彼岸的日本，随后进入各大超市，最终出现日本消费者的餐桌上。
在装箱之前的所有过程均在黑色摄像头的监控之中，摄像头背后的眼睛是安丘市食品安全出口区域化建设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
一个模式的诞生
上述系统指挥中心的最高领导者叫张韶华，是一个刚进入不惑之年的山东男人，他说话时带有浓郁的家乡口音，这让记者不得不聚精会神地听，他的情绪总是很激昂。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安丘市市长。
据熟悉他的政府人士说，在实行区域化管理之前，张韶华每天晚饭后经常陪妻子在市政府机关大院门口散步，在这个计划推出之后，便没有人再见过他散步了。
“去年我们农产品出口额大约是20亿元左右，占全市GDP六分之一，因此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设安全监管模式。”张韶华对记者说。
在这个指挥中心一楼的墙上，记者看到有若干个巨大的液晶电视屏幕，一处处编好号码的农田、生产车间、质量检测实验室、储存仓库出现在屏幕上，通过这个系统安丘市政府可以监控无数的王卫军们的种植和所有当地企业的生产过程。
“这个中心投资2000万元，目前是全国最先进的农业监控系统，这只是区域化的一个环节。”张韶华说。
在指挥中心之下，张韶华又成立了一个区域化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既有各镇镇长，也有街道办主任，几乎囊括了安丘市全部基层领导，主管卫生的监管企业农药使用，林业部门负责虫害监测，负责水利的为企业进行水源的维护等，在这个小组之中每个人根据专业各司其职。
“区域化用简单的话概括就是规模化和科学化。”张韶华向记者介绍，这个模式规定了企业的每块种植基地必须面积在100亩以上，而且只能种一个品种，这样不仅扩大了企业的生产规模，而且能有效节约土地，原先需要在各个品种田地间设立长宽各5米的隔离带，这样下来100亩就会浪费8%的土地资源，而规模化生产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科学化主要是对农民、企业加以合理指导和监督，对每一个环节进行监控，通过录像、编号等形式建立了对问题产品的问责制度。
“那些编号类似于蔬菜的身份证，日后出了问题，就能查到所属企业，通过录像有可以发现问题究竟出现在哪个环节。”张韶华说。
而在区域化建设中有关农药兽药的合理配送是重点之一。记者了解到，安丘如今实行了农业用药备案和准入制度，对全市的农业用化学药品统一监管，形成市、镇、村三级专供网络，目前已建成市级总店1处，镇级配送中心12处，村级直供店60家，直接向农民和企业销售药品。
“科学用药是区域化建设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是从源头上控制食品发生药物残留的可能性，我们推荐使用无毒或低毒的生物农药，这对食品出口非常重要。”张韶华对记者说。
按照张韶华的说法，虽然如今山东省已经在大力推广这个模式，迄今为止已有37个地级市、县区开始尝试，但这个模式还处在探索阶段。
“有很多问题仍需要解决，这是一个我们应对食品出口危机的新方法，虽然它的成功与否还需检验，但至少表明了我们在努力。”张韶华说。
一种信心的恢复
刘海燕是区域化领导小组技术部门的负责人，她也是全市农产品出口检测的总负责人，她还有个身份是山东省外贸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日本市场的60%的芦笋来自她的公司。
“到今天为止，中国‘毒大米’、‘毒饺子’事件在日本民众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仍然未能消除。”刘海燕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前后日本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进口“毒饺子”事件，引发了中国食品出口企业的整体危机，刘海燕所在企业的日方订单也出现部分流失。
“关键是一个信心的恢复问题，在中国食品屡次出问题之后，日本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信心受到很大打击，如果信心恢复了，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刘海燕说。
“我在‘毒饺子’事件之后，跑到日本视察，发现当地对中国食品实施史无前例的‘封杀’，所有的超市、卖场将中国制造的食品全部下架。”刘海燕回忆说。
这股“封杀”潮一直持续到今年5月前后，从事食品外贸出口近30年的刘海燕承认，自己从未遇到过如此严重的危机。
据她统计，近年来日本市场上食品供应来源比例较为稳定：除四成由日本国内自产外，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进口各占三成，但经此重创，来自中国的食品进口比例不断下降。
“这次危机如此严重，主要是中国的出口食品在日本没有形成品牌和口碑。”刘海燕说。
但进入6月以来，各种迹象表明，日本从中国进口食品开始回暖。刘海燕透露，她的企业对日食品出口正在稳步回升，6月份出口量比5月份增加了数千吨，增幅近10%。
刘海燕认为，造成这种形势的原因一方面是刚性需求，进入夏季，日本的食品消费高峰期到来。另一方面，山东省组织日本媒体集体采访报道山东农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也让日本采购商和消费者看到了中国政府、企业在危机中展现的理性与诚心，日本消费者对中国食品的信心正在逐步恢复。
本文主人公：张绍华 泰山管理学院MBA0504班学生 山东省安丘市市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