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茵：一个真实的山东人
时间:2014-07-31来源: 作者:
遭遇名声“拐点”
６月６日，张茵以凤凰林业名义投资８．６亿美元在云南发展速生林的项目正式落户，凤凰林业投资有限公司与云南省政府代表签订了“关于发展速生丰产林项目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她总是低调得有些冷酷，所以能够听到她的消息少之又少，而且总是跟玖龙的活动联系在一起。
今年刚好是张茵在东莞创业２０周年，玖龙在资本市场上斩获颇丰。５月５日，玖龙正式签约收购倍祥公司股票，间接掌控越南正阳造纸公司，挺进越南，开始了向东南亚进军的步伐。此前不久，玖龙刚刚完成３亿美元的融资，此举也是张茵主导的“中国民营企业首次在国际资本市场成功发行投资级债券”。
这些，刚好发生在张茵遭遇两次口水麻烦期间，港大学生一份调查报告，将张茵推向了“血汗门”，刚刚淡出政协提案引发的舆论贬斥没几天，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公关危机又把她狠狠地绊了一脚。
“我本人十分欣赏他们的活力、勇气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对玖龙以及其他内地企业的监督，对促进企业提高管理水平有着积极意义。但他们也该明白，任何一家企业在管理上都有瑕疵。”５月７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张茵的回应仅仅是肯定了港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据悉，发布会现场曾经一度失控，终究以张茵和记者针锋相对的争辩草草收场。
“我万万没有想到，血汗工厂的名字会加在玖龙头上。”拥有了巨额财富后，好名声似乎成为更加宝贵的资产。可是对于张茵来说，这份资产的保卫，也许要比２０多年的商场打拼困难得多。
尽管张茵强调是“管理漏洞”而非“血汗压榨”，但此事反响强烈，声讨阵阵，确确实实让玖龙的企业形象有些蒙羞。专家分析，即使张茵掌控玖龙已有雄厚的实力，正在经受的道德考验多少会成为玖龙跨步国际市场的障碍。
“大陆的孩子胆都大”
出生于军人家庭的张茵，小时候生活并不富裕，“要照顾姊妹七个，我是名副其实的大姐”。她有很多那个年代特有的记忆，“逢年过节才吃上肉，衣服也是修修补补”，最深的烙印还是家庭的影响，创业的时候她总是会记起父母的教导：要独立自主的面对人生解决问题。
当她成功后有了很多关于她家庭猜测，张茵哭笑不得，“我爸爸只是个连长，真不是什么军队高层领导”。
祖籍山东的她血液里奔涌着一股北方的热情和韧劲，１９８５年，整个中国社会的体制链条刚刚开始松动，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凭着“废纸就是森林”的见识，放弃了大陆优越的生活条件，前往香港开始了自己的废纸贸易生意。初到花花世界，张茵抵御了年轻女孩儿要面临的各种诱惑，“我没有追求美丽，完全投入到事业中，整天和废纸商交流”。
那个时候的香港造纸业已经发展得很成熟，她却不肯跟在别人后头，“我要做的不同，不能跟别人一样”。因为觉得“让客户花钱买两三成的水是不合适的”，她把纸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掺水量改为了百分之十五。任何地方的行业规范都不只是“规范”那么简单，踏入“雷区”，张茵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出行路线，“今天坐地铁，明天坐车”，有人把恐吓电话打到了家里……当今天香港造纸业的行业规范成为掺水量百分之十五，一切都成为她的笑谈，“年轻不知道怕，大陆的孩子胆儿都大”。成名后的张茵接受记者采访时，会拍着人家的肩膀，用浓重的北方话说：“小老弟，帮帮忙。”
香港的“第一桶金”没有让这个女子停下脚步，１９９０年，张茵一家迁居美国，并创建了美国中南有限公司，继续经营废纸贸易生意，进一步向自己的“废纸大王”梦前进。
一个母亲的悔恨
事业和家庭如何平衡永远是成功女性必须面对的课题，张茵解决这个课题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别人少。今天的她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两个儿子都被培养成接班人，然而她的心底依然有最深的愧疚。
小儿子的到来是个“意外”，那时美国的工作需要她做“空中飞人”，打掉孩子看来是别无选择的；小儿子的留下也是个“意外”，“我第二天打算去医院的，晚上突然做了个梦，梦见我在船上，有个小男孩向我走过来”，梦醒之后，母性战胜了工作的渴望，孩子留下了。
张茵怀孕三个多月还在出差，小儿子在母亲肚子里颠簸了五个月——孩子仅仅八个月就出生了，才五磅二，“刚出生时因为有足够的水分，看着还比较大，过了两三天，他就变成小猫一样大了”，叱咤商界的女强人面对自己弱小的骨肉哭了两天。
生完孩子才一个多月她又走了，等她回来，孩子已经四个月大了，虎头虎脑的儿子让她满心欢喜，抱着孩子左看右看，竟然看出了问题，“我就发现这孩子头老是歪向一边”。保姆和老公都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当妈的仔细观察看出了端倪，原来是保姆喜欢看电视连续剧，每天定点看，久而久之，抱在她怀里的孩子也就养成了习惯。
找到了症结，张茵立刻采取措施，把妈妈接到香港来专门管理家庭，新换了两个保姆，“一个晚上扳头，一个白天扳头”。一个月后，小儿子的头终于正过来了。刚刚放下心来的张茵又坐上了飞机，几万米的高空上她忍不住哭了，“我对不起儿子，可是我不能回头，事业心太强，事情做不完绝不回头”。
长大后的儿子懂事而且体谅妈妈，“他半夜肚子疼都不来找我，去找小阿姨，他说妈妈第二天要做很多工作。”
摘自《齐鲁周刊》 第44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