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做新东方，就像追女人

                                         吴永强      １２月１２日，俞敏洪应泰山管理学院邀请来济南发表演讲：《从新东方的发展看中国民营企业的转型》，并接受了《齐鲁周刊》记者专访。       “《我是如何把新东方做没有了的？》，这依然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题目” 　　“我在四十岁以前，我母亲训我，我是跪在那儿听她讲话的。后来我母亲发现我在中国越来越有名以后，说孩子你不要再跪了，你就坐在那儿听我讲话。一个孝顺父母的人，他能做出多大的坏事来呢？”俞敏洪把孝顺、义气等品质归结为“好人”，“如果是好人的话，就必然在危机的时候，能够赢得大家的帮助。”   　　他举了一个例子，在非典的时候，新东方学生全面退款，最后把钱全退光了，学生还要退款。那个时候就面临着要么没钱倒闭，要么必须向朋友借钱，继续把新东方做下去。“我给三个朋友打了三个电话，我向他们每个人借一千万，中午１２点打的电话，下午３点钟三千万就到账了，也是没写任何合同，钱就打进我的账号。为什么？因为我周围的这些朋友，认为我是个好人，就这么简单。”   　　俞敏洪在很多地方有很多政府领导朋友，“我是搞教育的，大家都知道，政府领导都是有孩子的，他们别的不关心，他们会关心自己的孩子，未来到底能不能成才。而我是全中国最好的对孩子成才的咨询老师之一。当政府领导的孩子想学英语的时候，想学外语的时候，新东方提供帮助，那毫无疑问应该是全中国最好的。”   　　作为培训学校的新东方，俞敏洪都要动用各种资源来做事情，“可见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都要比新东方还要更加不容易。”   　　有一次给大学生做演讲，有人问俞敏洪，万一有一天新东方没了呢？俞敏洪回答说：“就像你追一个女孩一样，你追到半死不活都追不上了，她命中注定不属于你。那你就老老实实地，没了就没了。”   　　他开玩笑道：“如果新东方做没了，我就总结经验教训，而这些经验教训，比我做到成功的经验要更加重要。到时候我会做一个演讲：《我是如何把新东方做没有了的？》，这依然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题目。”   “我永远不敢像王石那样说‘我从来没有贿赂过’”   　　《齐鲁周刊》：在１２月５日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讲到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的关系的时候，您说国营企业比民营企业好做太多，以至于现在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俞敏洪：中国的两大主体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权力，一个是资源，而权力和资源都掌握在官方手中，国营企业是官方的企业，所以它很自然地可以拥有权力和资源。我们不得不去想办法争取权力和资源。而在中国用正常的方式去争取权力和资源的，非常少，甚至我们就不得不以某种非正常的方式。   　　我发现我的时间有三分之一，就是跟各级领导朋友们天天在吃饭、聊天，达到沟通的地步。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是一个现实，我们要接受这个现实。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自己陷进去，陷到最后，把企业做没了。这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比较痛苦的地方。   　　《齐鲁周刊》：也就是企业家要有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一个底线？   　　俞敏洪：就是不管你运用什么手段，这个手段不至于把你的根儿拔掉。什么叫“把根儿拔掉”？这个事情一旦东窗事发以后，能够把你整死。这个不行。   　　我有无数的机会去做房地产，为什么呢？因为我拥有资源，房地产真的不难做。因为我们造过好几个校园，造房地产比造校园容易多了。但是为什么没去做呢？因为我发现，我如果做这个事的话，我永远不敢像王石那样说“我从来没有贿赂过”。我要做的话，我肯定会贿赂的，因为我不贿赂，我拿不到那块地啊。   　　《齐鲁周刊》：很多东西导致了诚信、诚实、善良、帮助别人等基本的、最好的道德品质，好像对这个社会是没用的，成年人道德的缺失会直接影响到孩子。   　　俞敏洪：是的，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情况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以及对我们生下来的下一代孩子来说，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因为后面３０年，中国必将在进步的同时，依然会出现我们现在所担忧的社会道德水平的低下和个人道德水平的低下，为了争权逐利，不惜一切代价，互相之间破坏的行为。   　　《齐鲁周刊》：也就说到了教育问题，您曾说既懂教育又有钱的人不多，而您刚好是一个。如今您也在策划办一所非营利性质的民办大学，如何将您的教育理想和具体的办学达到统一？   　　俞敏洪：我希望它是一所包括经济、法律、商学、哲学、宗教等的小型人文精英大学。我一直很清楚，除了为新东方工作之外，我要用后半生，去实现已生根在我心中很久的一个理想：创建一所真正意义、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贫困学生也能上得起大学。它能够有一天，变成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