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郎咸平
《齐鲁周刊》报道
“狼”来了！
5月11日下午，受泰山管理论坛之邀，华人顶级经济学家郎咸平出现在济南市舜耕礼堂的演讲台上。
作为中国经济的“铁榔头”，中国股市的“狼旋风”，中小投资者的“郎监管”，郎咸平总是观点鲜明，犀利地指出弊端所在，一针见血且见血封喉。踏上山东的土地，郎咸平便深有感触：“我不是台湾人，也不是香港人，而是山东人。”没有故意拉近距离的矫情，而是一派真诚。
他镜头感极强，签名的时候记者给他拍照，闪光灯亮起，他便轻轻一笑，非常专业。他说：“我是个喜欢出面的学者，就像《皇帝的新装》里面说真话的孩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郎咸平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往往兑现：“我每次都说对不容易，其他学者每次都说错更不容易。”
“请把花束拿开，”郎咸平对工作人员说，“没办法，花挡着我了，我腿短！”当演讲真正开始的时候，郎咸平锋芒毕露：时而激昂，时而铿锵，时而诙谐，时而文学，表情丰富，手势夸张。
格林斯潘按下金融海啸的“核按钮”
《齐鲁周刊》：你演讲的题目是《经济危机下的企业如何实现战略突围》。您自己如何感受到这次经济危机？
郎咸平：上个周六在北京录节目，我特地选在早上八点。因为这个时间人们往往在补眠，路上人会很少！但是很奇怪，我被堵在了东二环到西三环的路上。旁边多是开着车的爸爸，载着妈妈和儿子去动物园。
这说明什么？说明爸爸们前一天五点钟就回家了，才能在周末一早带着全家出游。再往深处想是什么？是爸爸单位效益大不如前，不用应酬到晚上11点，所以周六早上可以六点钟起床，赶着往西三环走，好把郎教授堵在路上。
《齐鲁周刊》：您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引起？
郎咸平：大多数人单从金融危机来理解金融海啸，其实是完全搞错了方向。这一切可以拉回到2001年，美国发生了互联网的泡沫崩盘事件，之所以当时没有冲击到美国的实体经济，就是因为格林斯潘处理得当。他后来甚至被美国媒体誉为金融教父。
其实格林斯潘只做了一件事：调整利率。他们的央行任务很简单，经济过热提高利率，经济萧条降低利率。而当时华尔街就判断美国中央银行从2001年开始未来几年一定会产生低利率政策，为什么？因为有“中国因素”在，什么中国因素？那就是我们这几年大量出口廉价商品到美国，因此使得美国的物价水平平均下跌10%，由于物价水平降低，所以华尔街判断，美国央行一定会产生几年的低利率政策，到了这一刻，金融海啸已经呼之欲出。
华尔街所谓的精英找到了美国的消费者，忽悠一个每月挣5000块的消费者买6000块钱的中国制造的电视。他们说：“兄弟你放心，由于有中国因素在，美国的利率非常低，我们给你一个两年的消费贷款，你每个月只要还252块6毛钱。”这种诱惑，消费者肯定借了，借6000块购买了一台我们中国人制造的电视，紧接着中国人的出口增加了，旺盛了，经济发展更好了，这一切就是金融危机的开始，它叫做泡沫消费。只要是借钱来的消费统统都叫做泡沫消费。
《齐鲁周刊》：也就是说，泡沫消费是危机的开始。但当时美国的金融市场空前强大。
郎咸平：我们没有一点危机意识，甚至没弄清楚这些出口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泡沫消费，而泡沫总会爆破。我们政府和日本、俄罗斯一样，都买了美国国债，之后大量美元回流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再交给银行，银行再从中拿出6000块借给美国的消费者购买中国人制造的6000块钱的电视。
奥巴马讲，华尔街的精英们是“无耻之徒”。他觉得钱赚的不够，应该怎么赚钱呢？华尔街又让这些消费者买车买电脑，让银行信用不好的消费者也买这买那。而美国的保险公司也掺和进来，每一个债券开一个保单，华尔街拿着债券保单和股票市场捆绑，塑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庞大的美国金融市场。而华尔街的精英们每发行一次，每捆绑一次，都能得到2%的手续费。
在这个时刻，我就想起徐志摩的一首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2001年轻轻地来，我是谁啊？我就是华尔街。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只要你敢按下“核按纽”，我就同时作别了世界经济。
《齐鲁周刊》：核按钮？谁按下了核按纽？
郎咸平：只要通货膨胀一起来了，美国中央银行会产生什么政策？提高利率。所以说，格林斯潘亲手按下了“核按纽”。
“中国的危机，是制造业的危机”
《齐鲁周刊》：美国的金融危机会给中国多大的冲击？
郎咸平：说实话，我们的危机本质上是制造业危机，现在美国的危机只有一个金融危机，而我们从制造业危机开始，现在又加上金融危机。
《齐鲁周刊》：这种制造业危机的端倪何在？
郎咸平：今天美国的金融泡沫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我们2006年的泡沫。那时候我们碰到的股市泡沫跟楼市泡沫，它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在此之前，中国制造业的投资环境已经恶化，由于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缓解，大量制造业资金开始投入到股市楼市，甚至红木家具，由此产生了当时的泡沫。
或者说，2006年股市、楼市的泡沫，本质意义上就是制造业环境恶化的回光返照。所以股市泡沫、楼市泡沫必然崩盘，而股市泡沫崩盘的结果是大量有用资金从此之后套牢在楼市、股市。制造业得不到资金，开始倒闭，然后是失业增加，消费减少，从而形成影响到实体经济的恶性循环。
《齐鲁周刊》：现在的金融海啸又如何冲击我们的制造业？
郎咸平：上世纪90年代，消费占中国GDP的比重高达60%，今天则只有5%。为什么？因为两点：抓建设和招商引资。
抓建设，我们通过修桥铺路所堆起来的钢筋水泥拉动GDP，而钢筋水泥占GDP的比重高达55%，从而把消费压缩到了GDP的35%。同时，不计成本的招商引资使得中国产能大幅度增加，占GDP的70%。而我们消费只能消费35%的GDP，消费不了的那一部分就是严重的产能过剩。过去35%的严重产能过剩所以不会产生问题，是因为由于我们消费不了，就出口给外国人消费。换句话说，透过美国人的泡沫消费，吸收了35%的过剩产能。
美国家庭总共借了美国GDP的95%的钱，来完成泡沫消费。当三聚氰胺问题出来的时候，我们不敢消费牛奶。如果美国人有一天发现，他们借的钱当中有“三聚氰胺”，他们会怎么做？他们必定减少泡沫消费。而当他们减少泡沫消费的那一刹那，就是美国泡沫消费的全面破裂。而美国泡沫消费破裂，就成为一把尖刀绕过我国的金融体系一刀插在我们的心脏上面。
所以金融海啸对我们什么冲击？不是金融的冲击，而是透过35%的严重过剩产能，使中国的工商链条和欧美的工商链条非常非常紧密地挂钩在一起，对制造业造成冲击。
“芭比娃娃”的六加一模式
《齐鲁周刊》：我们的制造业为什么这么不抗压？
郎咸平：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以女孩子喜欢的芭比娃娃为例吧。
我们出厂价格是1美元，卖到美国沃尔玛去，零售价则是9.99美元，那另外9美元怎么创造出来的？这个过程就是6大块，就是整条产业链，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运营、终端零售等等，这六大块是美国掌控的，只有制造是中国这里的。
当中国人辛苦制造出1美元产品的时候，我们通过产能过剩的方式，创造出1美元的芭比娃娃，就为美国创造出9美元的价值。因此中国越制造，美国越富有，这就是所谓的国际分工。而且定价权是在“6+1”的“6”上，所以“1”无法提价，你必须独立承担所有的损失。这种“6+1”分工的格局造成了我国制造业特别不抗压的现状。
而且现在这种产业链定位的错误直接导致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在“6+1”产业链里，“6”的环节才需要大学生，而大多数的“6”在美国而不是中国！
《齐鲁周刊》：但我们的制造业也有很精悍的企业。比如最近登上首富榜的沈文荣和他的沙钢。您如何评论这件事情？
郎咸平：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思考过，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我们可以做个对比：同样是“首富”，李嘉诚在做什么？
从经济危机开始以后，李嘉诚少有投资，而是不断抛售，减少负债率，将大量现金流放在手中，李嘉诚在收购和黄之前也有过类似动作。这就保证了他的“弹性”，能攻能守。沙钢的现状是什么？
《齐鲁周刊》：没有上市，并购靠现金支付为主，负债率高达90%。
郎咸平：这就是了。李嘉诚的“弹性”让他更从容，一旦出现机会，也许就有了他第三次最成功的并购！
